《美丽的北京》一册，三十二开平装本，通俗文艺出版社1957年4月初版，收文十一篇，只有七十五页，堪称戋戋小册。在潘家园的旧书摊上，它蔫头蔫脑躺在那里，很不起眼，因而也少有人问起，但粗略翻看之后，我还是决计将其收下。

这原因，说来简单。我读过姜德明编选的《北京乎》和邹仲之编选的《抚摸北京》，固然非常喜欢，但前者精选的是民国年间的散文，后者则大多是上世纪中期至新世纪初期的回忆性文章，而《美丽的北京》所录，乃是《北京文艺》杂志在1955至1956年间发表的纪实性“特写”，尽管量小，但在时间段上，也可聊补姜编和邹编之间的一点缺漏；而况操觚者，也均为大家名家，如张恨水、孙福熙、金受申、常任侠、寄水等等。如此说来，这小书对我便具有了一种特殊的“认知”功能。

读其中文章，首先弥补的是知识层面的缺憾。无论斗转星移还是世事沧桑，北京终归是有着自己天然的、远古的历史，以及被后来无可计数的书写——比如《帝京景物略》《燕都丛考》《藤阴杂记》等等——所沉淀、“定型”了的城市，如此的城市“风景”，自然毋庸重复书写。而《美丽的北京》叙事之不同处，也正在于其独特的年代感。属文的几位，犹如热情的义务导游，引领着读者，一路来到他们所处的独特年代，不厌其烦地向“游客”介绍他们的年代“风景”，于是我们借以知道：青龙桥车站是怎样建成的，而八达岭长城风景区理想的游程似不妨沿青龙桥、居庸关、南口迤逦倒游；“十三陵”是何时定名；整修后的八大处重新开放的时间；陶然亭公园原本并无基础而纯属人工挖了两个湖、堆起七座山才变成现景；等等。这些都使我感到新鲜、真实而亲切。但是，这随即也给我带来一点疑问：假设这些“风景”一仍其旧而没有这种新的变化，那老几位叙事的依托是什么呢，他们的叙事对当下又有什么价值？

是的，我曾一度将这些叙事归结于那些变化了的“风景”，似乎是那些“风景”才使得作者们能够为我们历数沧桑、传递知识。然而细读文本，我很快发觉这未免太浅薄了，那些以特定年代口吻所作的叙述，其实是不应被忽视的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也许正表露着他们的心迹，其之“在乎山水之间也”，情感上只是不如欧阳永叔和刘侗们那么隐晦罢了。张恨水的《春游颐和园》，叙事上已经完全没有了类似《山窗小品》里的那种沉郁情绪，而是以“清明已过，新红破蕊，嫩绿抽芽，这正是游园的好季节”这样明快的文字为全篇定了调儿，其夹叙夹议的最终落笔点，是“这一个封建统治王朝修建的‘禁苑’，而今成为广大人民游览胜地”了。孙福熙乃画家兼散文家，画家写游记，笔触亦如画，但在《游陶然亭》中，他并未花费过多笔墨作细腻的风景描写，在看到湖、山、路、树、花架、小桥“无一不是新的”之后，“精神顿时爽朗起来，脚步也就轻快起来”，以极快的叙述速度，径直来到陶然亭旧址，当看到正在大修的慈悲院之后，终于揭秘了现在的陶然亭，乃是“1952年，人民解放军和劳动人民，以一百七十几天的辛勤劳动开出来的”，因而，“到今天我所最喜欢的是陶然亭”。金受申与其他几位也莫不如此，游览的是新社会改造过了的新风景，则难免“情动于衷而形于言”，言为心声，欣悦之情和幸福感、自豪感已然溢纸而出了。

我坦承，在北京生活了将近四十年，以居住点为中心的出行，曾与许多景区、景点擦肩而过，然而我曾对它们有过哪怕一次的“深度旅游”么？上世纪50年代的名胜古迹，更是在梦里也不曾显现。因而，作为后来者，我诚心感谢老先生们给我描绘并传递了知识，他们在游览“风景”的同时，仿佛也变成了我想要看的“风景”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创作了“风景”，而他们自己其实也在不知不觉中被“风景”所“创作”。如此，我们可否进一步认为，他们和他们所创作的“风景”已经同框，一起变化为新的“风景”，成为了美丽北京的组成部分，而被我们乃至一代代后人来辨析、品评、鉴赏？

《美丽的北京》就是这样一个文本，它让我感到了体悟北京的难度，促使我开始思考人与“风景”相互缠绕不脱的暧昧，思考那些人、景背后的“潜文本”；抑或，我已经小题大做，也未可知。但无论如何，《美丽的北京》这本小书已经干预了我的精神生活，我不妨从此开始。

作者：群山